从这一点出发，卢梭明确反对一国之内的党派之争、反对代表制，倡导每个公民只代表自己表达政治见解。
例如，给付请求的目的能够通过执行予以实现。正如前文所述，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域外的案外人异议之诉制度开始受到关注，并被引进到民事诉讼法之中。
但问题是，执行回转的前提是原来执行根据的执行已经完毕。[28])债权人再持附有执行文的执行根据向执行机构申请执行。其运作机制是，所有执行根据(域外称执行名义或债务名义)都需要债权人向法院的书记官或公证人(限于执行证书，即公证债权文书的执行)申请付与所谓的执行文。执行回转制度设立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有顾及执行的实体因素，加之实质正义的理念，因而导致执行机关越位。如此设置的理由与争议解决效率的认识有关。
[39]执行抗告之外的执行处分救济采用执行异议。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案件数量不断增加，败诉被告拖延履行生效法律确定给付义务的情形也日趋严重，[4]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债务人规避逃避执行的手段也层出不穷，执行难问题已经显现。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一）治理绩效提升的能力保障：职权配置规范 国家机关的治理绩效首先取决于宪法法律配置给它的职权，这是组织能力的法定化。如果说活动规范对治理绩效的提升主要是着眼于单个国家机关内部的功能配置，相邻规范则是通过国家机关之间的组织关系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也是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因此，对人民法院的职能划分就必须遵循上述司法规律和机关属性，实践中有的地方对人民法院也赋予招商引资等行政职能则是极大降低了人民法院自身的工作绩效。我们由此可以将相邻规范的法理概括为两个方面。
民主集中制的执行机构的负责归根结底应该解释为它对产生它的人大的意志依附性，必须忠实执行人大的意志，因此，它们必须定期向产生机关报告工作，接受质询、询问、特定问题的调查等。所谓职能与权力相匹配是指在宪法上不能简单讨论国家机关权力大小及优劣问题，必须依据为了何种职能需要配置何种规模与具体内容的权力。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切不能片面追求民主而忽视、轻慢了集中的巨大意义。同时现行宪法也注意多种工作方式并用以提高工作效率，例如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委员长主持会议，以加强领导责任。所谓强制趋同，即处在共同的强制性命令或法律中的组织，由于遵守共同规则而发生行为趋同。社会平等的自由也就意味着个体得以无差别地参与国家生活的充分实现。
现行宪法和选举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两种自由的区别主要在于：首先，前者是全体社会的自由，而不是特定阶级（资产阶级）的自由。这种缩小的人民也即仅仅是在财产上占统治地位、进而掌握了国家机器的市民资产阶级。因此我们也需要从宪法学的角度探索在延伸过程中，它在法律规范上的内涵和形态究竟是什么。
规定国务院总理和各部委员会部长、主任在负责的同时也可以采取会议的形式，以防止个人权力的过分集中，再一次体现出效率与制约的统一。民主集中制首先是建党、执政的逻辑，需要我们从政治学深入研究。
所谓任务与职能相匹配，就是要让国家机关合理承担任务，其承担任务的大小、范围要与其自身的属性相适应，能够交给其他国家机关或市场、社会更好完成的任务则不应该确立为其职能。现行宪法第２条第２款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克服决而不行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这与夺取政权，强调迅速建立并巩固人民新生政权机关、落实无产阶级专政意志有紧密联系。将集中则理解为政治一致性。从价值上看，在民主集中制的规范结构中，民主构成集中的基础，既是一种执行基础，也是一种制约基础，民主既是集中的规范性价值，也是功能性价值，这个判断并非研究者臆断，而是如前文所述，被宪法法律文本中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规范内涵和国家机关法律性质变迁的历史所客观证明，也是民主集中制内涵的精髓所在。最后，相对于五四宪法，现行宪法在修改时在第３条增加第３款，对于第２款权力机关的设立规范背后的民主制约原理进行了进一步强化和补充，作为八二宪法新增条款，它的意义在于强化人民对国家权力的直接、彻底掌握，彭真指出这款体现了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真正掌握国家的、民族的和自己的命运。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受其监督说明民主集中制属性下的执行机关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是受到其产生机关的制约与控制的，宪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及县以上人大常委会的各项监督职能，归根结底就是来自于产生的规范效应。
该规范内涵可以概括为执行的民主负责任性。由于宪法文本确立了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机构基本原则，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机构只要进入到宪法文本中都必然在设立规范和活动规范上受到其规范约束，因此必然会形成分工与各自活动边界，当实践中每个国家机关都恪守这个标准，则趋同就会发生，彼此行为也就会具有协调性，不会发生争权诿责，彼此掣肘，从而提升了整体治理绩效。
围绕这个意图，我们可以从现行宪法中建构职权配置规范、工作方式规范和工作责任制规范三项基本内容，并分别建立起任务与职能相匹配、职能与权力相匹配、权力与程序相匹配、权力与责任相匹配的四重教义学原理。配置的权力应该最大程度履行职能并避免权力的滥用。
（二）相邻规范的体系 第一种是处理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关系的规范。第二，最小化对职权的信任，防止权力配置超越结构制约出现滥用，现行宪法也设置了相当多规范。
权力机关仍然坚持组织优位，但在宪法功能上也开始反思其不足，强调与其他机构的水平协调，例如五四宪法起草过程中设立全国人大下的专门委员会，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可以与国务院充分沟通，唱对台戏也可以，设立国家主席的考虑则是可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分担很多工作压力，同时毛泽东提出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 另一方面，执行机关在组织功能上不断分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部重要宪法五四宪法和八二宪法中，民主成为集中的制约基础则更加明显。如果有紧急措施，做了要向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错了要受到批评，一直受到罢免的处分。其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相匹配的法理，具体含义是指，在严格责任中充分行使权力，在充分行使权力过程中承担责任，以提升权力行使的积极性、负责性。
例如，现行宪法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分工，但在现行宪法修改过程中，却讨论过是否要取消检察机关，将其并入行政机关，成为司法行政部门，最后多数意见认为，仍然保持检察机关的独立分工地位，就是考虑充分分工是配合与制约的前提，取消了检察院的独立分工职能，则无从对行政机关进行有效制约，也无法从外部对其予以支持，这样就会出现对分工的国家机构关系原则严重保护不足的后果，从而违反宪法本身蕴含的逻辑。前者指责任主体主动履行职务过程中承担的义务，后者指责任主体被动接受民主制约和监督，又可以分为取向于过程的问责和取向于结果的问责。
由此，我们可以在这样三个原理和方向的牵引下，构建具体的民主集中制宪法规范体系，以此作为国家机构立法以及改革与完善的根本合宪性审查标准，对这些规范的严格遵守和执行就是在宪法上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保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自由理论是建立在区分两种自由观基础上：基于社会平等的自由观和基于法律平等的自由观。
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其中行政机关基于马克思与列宁的议行合一理论是最典型的执行机关，因此邓小平在五四宪法起草讨论时才会谈到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并不是它最重要的特点，因为其他机关也都是在执行权力机关的意志，最重要的是它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集中对民主的有效实现也不再是一种基于传送带模式的简单执行，而必须面对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更加复杂的治理难题和要求。《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接续了民主基础—集中执行这个逻辑。第二，贡献指导国家机构在改革完善中坚持、发展民主集中制的中国方案。现行宪法第３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对议行合一的极大发展，也是中国宪法内在精神结构从斗争哲学向治理哲学转变、宪法结束非常政治、迈向日常政治的必然。然而，国家机关在组织与功能上的分化只能创造出更多的执行人大意志的方式，并不能改变由于人大设立，从而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结构，这个结构是设立规范内含的合法性要求。
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第２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广义的政府体系，在民主代表机构的中央人民政府内部，其他行政、司法与监察机关都成为广义的执行机构。相邻规范还蕴含着协调一致是目标、既配合又制约是手段的重要法理。
集中发端于民主，民主制约集中，民主高于集中，集中对民主负责、受民主监督。行政机关完成该任务是否存在其他明显风险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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